数字化大趋势下,版权作品难免遭遇无限复制、网络扩散、追踪无绪、维权艰难的困境,上篇提到NFT技术的唯一确定性、可追溯性、不可篡改性,对于底层资产的署名、确权、流转、利益分配、追续等可以发挥巨大优势。本文侧重文博数字藏品版权方(文博机构)的权利限制、授权模式,及平台方运营合规等展开讨论。

数字文博伴随NFT的火爆,又迎来一轮新热潮。各国纷纷尝试开发拓展数字文化资产的商业变现机制。境外: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21年5月以米开朗基罗画作《圣家族》(
DoniTondo
)为原型的加密艺术品以14万欧元的价格售出,美术馆与发行方各获得50%的收益。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于同年8月与BinanceNFT合作铸造并拍卖包括达芬奇的《哺乳圣母》 (
MadonnaLitta
)、梵高的《紫丁香》(
LilacBush
)等五幅画作的NFT,拍卖总额超过 444,000美元。

境内:蚂蚁链于21年10月发起宝藏计划,针对数字文创产业结合区块链、3D、IoT、语音交互、虚拟现实等技术,提供融合性技术解决方案。其中湖北省博物馆联合蚂蚁链发售的10000份“越王勾践剑”数字藏品上线即售罄。截至21年底前后十余所国内博物馆宣布将涉足数字藏品,采用境内联盟链的头部互联网阿里(蚂蚁链)“鲸探”、腾讯(至信链)“幻核”等均积极寻求与博物馆、美术馆合作,开发铸造的文博数字藏品受到市场“上线即售罄”的火爆追捧。

针对艺术家主题,今年初也有现藏于长沙向日葵美术馆的齐白石原作《群虾图》数字藏品在上海嘉禾首届冬季拍卖会《数字共生》区块链·数字艺术专场最终以30万元落槌价成交。

从激活文化资源产业发展角度,公立博物馆、美术馆可利用NFT权利凭证的唯一性和确定性通过区块链实现馆藏艺术品数字化版权永久确权、追溯。坚守公益性、共享性的同时,为文化资源数字化权益IP授权及其衍生品开发寻得更好的商业变现渠道。

文博机构收藏的作品原件,一般为以实体形式存在,属于有体物,受到物权保护,文博机构享有该原件的占有、使用、收益等财产所有权性质权益。《著作权法》第二十条规定:“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改变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但美术、摄影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有别于“著作权权利一次用尽”发行的作品复制件,对于“作品原件”,其所有权与著作权属于不同概念、不同性质的权利。文博机构享有作品原件的财产所有权(物权)及展览权,但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包括复制权、改编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仍应属于该作品的版权所有者。

文博机构合法使用馆藏作品版权权利包括两种途径:

作品的所有者为(抽象的)全人类,即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大部分文博馆藏作品属于这一类型);

第二,获得作品版权所有者的授权许可。以创作于 世纪五六十年代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例,由于历史原因,画作虽由国家博物馆收藏保管,但作品的著作权在入藏时并未明确约定归属及如何使用。按照著作权保护期限,此作品著作权仍归属于画家本人或其继承人所有。另根据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文博机构仅限于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复制件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且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对于作品原件财产所有权与版权权利人相分离的作品,文博机构在进行数字化复制及开发商业使用前,需特别注意获得版权人的授权许可。

对于文博机构有权进行数字化复制的作品,文博机构基于“对馆藏实物原件进行拍摄、扫描、3D复制等数字化的过程”是否能产生著作权,即是否享有该数字化复制件版权,在各国学术界和实践中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英、美判例主张对纯粹技术性复制,不能获得版权保护,因为复制品缺乏不同于对象的原创性(
Bridgeman Art Library, Limited v Corel Corporation
。德、意等国家则认可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制作的高质量、高精度的专业性再创造的文物数字复制模型应获得版权保护(
Reiss Engelhorn Museum v Wikimedia Foundation
。各国实践操作中,国际间日益广泛认可的文化遗产数字资产版权的通行规则是《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40版本:保留了管理机构对外授权的权利,以及鼓励公益共享但限制商业应用的普遍规则。

19年,我国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根据该指引:“博物馆对馆藏资源以摄影、录像、数字化扫描等方式进行二次创作而获得的作品的著作权”、“博物馆可以将数字信息资源的著作权对外授权,获得相关收益。”该文件规范位阶上虽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传递了具体管理机构进行商业化开发运营的版权权益的政策导向。

至此,境内文博机构通过对公有领域原件作品进行摄影、录像、数字化扫描等方式进行二次创作而获得的数字作品,在实践中基本上获得了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在内的著作财产权权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其官方主页中声明,对于个人、学术研究、教育等非商业用途使用图片,可以通过提交影像授权《申请函》联系获得授权;商业用途的使用需另行单独获得书面许可并支付费用。

对于文博机构已经完成了对文物进行摄影、录像、3D模型化等数字化过程的数字化复制件(完成方式包括:文博机构内部制作涉及“职务作品”、文博机构委托外部主体完成涉及“委托作品”,以上均可由文博机构与其相关方的内外部合同约定解决版权问题),常采用
授权发售模式。

文博机构将已完成数字化复制件直接授权平台方进行发行销售。这种情境中,文博机构作为授权数字化作品的版权权利人,授权权利主要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

平台方则承担将现有的馆藏品数字化复制件进行 铸造(minting) 上链 发售 的环节。被授权平台不参与数字藏品本身的制作,即哈希值映射的底层资产完全依据文博机构提供的内容。以雅昌艺术与灵境藏品联合推出的数字藏品《腊梅山禽图》为例。

首先,发行数量是否会造成对珍贵文化艺术资源价值的稀释;文博艺术资源的有限性与著名文物艺术品的稀缺性使得一些藏品会有不同主体有开发意愿,授权方式是否影响后续作品的开发和收益,须谨慎对发行数量、范围和使用方式作出限定。

其次,面对境外天价NFT频出与境内NFT监管差异,从文博数字藏品本身承载的艺术价值、文化属性和公共文化资源的特征考量,在进行开发过程中,需关注其可能潜在的炒作、泡沫和监管风险。

再次,对于公共资源的授权方式(独家、排他等)是否存在遭遇方不正当竞争的投诉风险。

最后,由于部分平台指向底层资产的技术仍然是传统的 URL链接(通常不在区块链上),倘若链接失效或被重定向,购买者可能失去其购买的数字资产,是否导致第三方责任等,
铸造前,如果重新拍摄、3D复制、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对馆藏品实物或数字化复制件进行“再创作”,目前常见通过
文博机构与平台方联名发行方式。
,铸造前涉及权利范围包括:复制权、摄制权、改编权。再创作完成后作品权利归属和授权范围包括: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权等。

以湖北省博物馆联合蚂蚁链发售的“越王勾践剑”数字藏品为例,有买家感慨到“以前在博物馆隔着玻璃柜,其实看不清楚,但3D数字藏品能看清楚文物上每一处细节,也能翻转、放大、缩小。技术还原了古文物的样子,感觉离历史更近了。”该数字藏品融合了区块链、3D、IoT、语音交互、虚拟现实等综合性技术方案。
对于此类投入人力、物力再开发数字藏品的一方,在权利能力上有可能获得相对完整的著作权保护。
广东省中山市中院(17)粤民终2371号著作权纠纷案件中,法院认为:3D版《清明上河图》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基础再次创作,在如何还原画作的场景、建筑的构建、人物服装等有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赋予了部分人物、场景动态的效果,并依据配乐、情境氛围等进行视觉创意设计,形成音、画合一的视听结构。在艺术处理上运用光线、色彩、构图等变幻组合,并通过三维动画、数码编剪等技术处理,凝聚了造型、摄影、剪辑、灯光等创造性劳动,是视听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应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由此认定3D版《清明上河图》的制作方中唱公司享有著作权。

今天3D、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等的数字化形式中
可能凝聚了制作团队构思、编排的结构性展示方式;可能增加了制作团队“二度创作”的新颖性表达呈现;亦可能注入了制作团队大量技术资源的虚拟叙事与想像性重构。
针对相关知识产权权益及财产性权益范围的界定、制作方式、版权归属、收益分配等,文博机构应注意提前做好“再创作”作品的版权归属约定和利益分配安排。

上链后,
数字藏品的展示场景、使用方式、后续运营维护等权利义务,也需根据具体合作方式进行约定。例如,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在以区块链发展馆藏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开发了Crypto Connections项目,参与者可选出一件个人藏品和博物馆藏品,分别写下自己与这两件藏品的故事,博物馆将这些藏品制作成NFT后交由参与者保存,以此深化博物馆与用户之间的联系。随着NFT技术的深度开发和应用场景变化,如何平衡在先权利、在后权利之间的限制,留出开放空间,也是文博机构需要慎重规划的策略。

联名发行中还涉及署名权、冠名、联名及相应IP使用方式以及数字藏品的分销及收益分配问题。同时,由于NFT的不可篡改性,平台一旦因为违规被迫停止运营,通过该平台上链的NFT会被打入地址黑洞,消费者后续是否会向文博机构追究连带责任。选择联名发行时,向消费者及第三方的责任承担问题也是文博机构需特别注意的风险。

对于开发运营文博数字藏品的平台方,除需要满足通常NFT开发经营的资质备案外,特别还需注意进行艺术品经营活动相关备案。

平台开发运营文博数字藏品,内容承载实体受《文物保护法》调整,属于文物艺术品,即: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但经过数字化之后的底层映射资产(包括:平面扫描、摄影、录像、3D扫描等数字手段复制件),属于《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所称“艺术品”范畴,存在更广泛的可交易性。

根据《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本办法规范的艺术品经营活动包括:(一)收购、销售、租赁;(二)经纪;(三)进出口经营;(四)鉴定、评估、商业性展览等服务;(五)以艺术品为标的物的投资经营活动及服务。利用信息网络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适用本办法。”其中经营“文博数字藏品”平台方属于“利用信息网络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行为,需进行艺术品经营活动相关备案。

另外,如“文博数字藏品”交易拟采用拍卖的方式,平台除需要取得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外,还需(获得或委托)具有网络拍卖经营许可资质的平台进行。

根据平台方与文博机构具体合作模式和授权方式不同,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平台方需获得文博机构授权许可的权利大致涵盖以下几项:

平台方在互联网空间运营的NFT数字作品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使不特定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交互式或非交互式方式获得NFT数字作品,其本质符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特征,必然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

数字藏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范围需特别注意,由于境内区块链(联盟链为主)上的NFT,在平台之间并没有形成互通连接,
平台方是否可在全互联网范围内以数字藏品经营销售目的进行展示,
建议平台方进行明确约定。
目前大部分平台实践,用户条款约定仅限于“通过本平台在具体业务场景界面使用对应数字藏品的展示、学习、研究、欣赏以及收藏等服务”。

关于NFT作品是否涉及“发行权”授权问题,目前司法判例和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有形载体”是发行权的必要条件,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发行权的要求是“有形载体”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所有权转让。司法判例中有法院认为,NFT交易对象“数字商品”是以数据代码形式存在的虚拟物,不涉及有形载体所有权的转移,故而不受发行权控制。对NFT发售行为的评价,直接纳入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范围。理论界也学者提出,NFT出售环节是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NFT数字作品进行线上交易,事实上是以出售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复制件,应落入发行权的控制范围。发行权的核心特征是“所有权转让”尤其在网络环境中作品载体形式并非决定性要素。结合上述情况,建议平台方和文博机构就授权范围商务磋商中将“发行权”也一并获得授权许可,避免后续出现问题产生不必要的争议。

借NFT技术之骤风,传统文化艺术资源以其勃勃生气再次焕发出璀璨夺目之光,本文通过辨析“数字藏品”的发展演进和内涵外延,重点针对文博数字藏品买家(藏家)、版权方(文博机构)权利限制、版权授权、商业运营等分析权利义务与提示风险,希望给再出圈的“文博数字藏品”提供一份来自法律人的参考。

在NFT更为广阔的虚拟与现实、技术与资本、原生与创生、多元与复魅的应用空间中,平台方(运营方)无疑承担了更重要的角色,我们将聚焦NFT平台方商业运营与法律合规进行讨论。

1魏鹏举,《文化遗产数字化实践的版权挑战与应对》,载《山东大学学报》,22年第2期,第3847页。

2陈苗、肖鹏《元宇宙时代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 (LAM) 的技术采纳及其负责任创新  以 NFT 为中心的思考》,载《图书馆建设》,22年第1期,第121126页。

3《齐白石首个社交化数字藏品即将拍卖,元宇宙让数字艺术时代扑面而来》22年1月2日,澎湃新闻sthepapercnnesDetail_forard_16077104,最后访问时间22531

4侯珂,《国家博物馆文物藏品数字影像版权化初探》,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年第5期,
5《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6魏鹏举,《文化遗产数字化实践的版权挑战与应对》,载《山东大学学报》,22年第2期,第3847页。
 7《知识共享许可协议》是 由 成 立 于01年的美国非营利性组织知识共享首次提出的。02年12月,知识共享组织发布了一系列著作权许可协议,以供公众自由使用。03年中国大陆引入Creative Commons (CC协议) sautodeskcomcompanycreativecommons。

8《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规定:“博物馆对馆藏资源以摄影、录像、数字化扫描等方式进行二次创作而获得的作品的著作权”;“博物馆可以将数字信息资源的著作权对外授权,获得相关收益。(例如“直接授权”:博物馆将拥有的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可用于商业使用的权利直接授予给被授权方,被授权方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在限定的时间和区域范围内将获得的权利应用于经营活动,博物馆向被授权方收取许可费。)

9湖北日报网,nescnhubeicomcontent211029content_14210306,最后访问时间:2269

10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17)粤民终2371号《民事判决书》。

11龚花萍、王英等,《国内外数字博物馆现状比较与述评》,载《现代情报》,15年第4期,第164171页。

12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2)浙0192民初1008号《民事判决书》。

13陶乾,《论数字作品非同质代币化交易的法律意涵》,载《东方法学》,22年第2期,第7080页。

14何怀文:《网络环境下的发行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3年第5期,第150159页。

吴孟洋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在职博士在读,同时获北京舞蹈学院艺术学硕士学位,专注于资本市场、艺术金融、艺术品、音乐与舞蹈学、表演艺术知识产权研究,曾参与多项国家级、北京市级课题研究和学术会议,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浩律财富“艺术品及艺术产业法律事务中心”致力于艺术品及艺术产业的教学、科研、品牌、产品、服务等多方面全方位开展法律服务。中心主任
云大慧律师
在艺术品金融领域教学、科研和实践多年,承办的多个服务项目为业内独创或首创。带领团队资深律师在艺术品权属确认与IP运营管理、艺术品交易、艺术产业运营、艺术品投资与金融、艺术品争议解决、艺术品财富管理与传承、艺术家、艺术产业公益慈善等领域的法律服务实务中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尤其在艺术品投融资和财富管理领域与境内外多家头部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机构、信托公司、保险机构等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助力资本市场与艺术产业有效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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